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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两种人(rén)，一种是夸夸其谈(kuākuāqítán)，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。另一种是实事求是，不尚空谈，顾及时间、地点与条件，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。刘少奇、李铁夫还有许多同志是后者的代表。”这是1937年5月(yuè)17日，在延安(yánān)召开的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(huìyì)上，毛泽东(máozédōng)对作为中共河北省委(héběishěngwěi)委员和天津市委书记、白区工作代表李铁夫工作的肯定，也是对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赞扬。不幸的是，由于李铁夫突患伤寒，医治无效，于1937年7月10日病逝，终年36岁。

“假戏真做”的(de)革命夫妻

接到从延安(yánān)传递来的李铁夫病危消息时，张秀岩心里(xīnlǐ)想，身体一直不好(hǎo)的丈夫李铁夫真的需要好好调养一段时间了。从天津到延安，中间(zhōngjiān)需要穿过重重封锁区，好在有地下交通线，张秀岩很快赶到西安。在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帮助下，张秀岩搭上了一辆去延安拉货的卡车。但不凑巧的是，连续(liánxù)几天下大雨，本来就崎岖不平的道路更加泥泞，卡车时走时(zǒushí)停，有时还要把(bǎ)陷在泥坑里的车轮想方设法鼓捣出来。等到张秀岩赶到延安时，李铁夫已经在3天前下葬了。

泪水打湿了(le)张秀岩糊满了泥污的(de)衣服，心爱的丈夫、亲爱的同志(tóngzhì)，已经与自己阴阳(yīnyáng)两隔。张秀岩想起两个月前(qián)(1937年5月)，李铁夫作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和天津市委书记、白区工作代表，要去(qù)延安参加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(huì)议。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、彭真，天津市委副书记刘澜涛、组织部长李启华都(dōu)要先后赴延安参加这次会议。出发前，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对她说：“你要去，一块去也行。”本来，张秀岩也曾打算和丈夫一起去，这样可以(yǐ)照顾他的身体，同时还可以像平时那样帮丈夫做些辅助工作，但是(dànshì)(shì)，这时天津市委只剩下她和年轻的姚依林等少数几个同志，如果她走了，这边的工作怎么办？最终，张秀岩没有去延安，而是选择留下来在市委坚守岗位。如果当初她与他同来(tónglái)，虽然不(bù)一定能挽回他的生命，至少可以和他多相处一段时间。但是，李铁夫说过：“我们所(suǒ)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，那就是尽早实现共产主义。”即使当初她要与他一起前往延安，他也不一定会同意。这就像她和他这几年来的生活(shēnghuó)，表面上是她在外张罗，实际上是以他为主导。

◆李铁夫和张秀岩1936年在(zài)天津做地下工作时合影。

1934年初，党组织派刚恢复党籍的(de)(de)李铁夫化装到天津工作。他先栖身英租界海大道(今大沽北路)附近的26号路（今开封(kāifēng)道)沿街3号的吴砚农家中，后来按照党的要求，张秀岩与李铁夫这对青年男女，开始“住机关(jīguān)”的生活。在(zài)白色恐怖下，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，最好的掩护是(shì)男女革命者假装组建成一个家庭，以夫妻(fūqī)名义共同生活，这就是“住机关”的别称。张秀岩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，她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历，曾与郭隆真等革命者一起工作过，这次从北平调到中共天津市委机关工作，任天津文化总同盟(tóngméng)党团书记。组织上(shàng)为(wèi)给李铁夫来天津开展工作做了巧妙(qiǎomiào)安排，让李铁夫对外自称是来自福建的“老杨”，张秀岩则是以南开中学教员(jiàoyuán)身份，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附近的朱家胡同（今解放北路和曲阜道交口处(chù)）一家裁缝铺楼上租房，假扮成夫妻住了下来。“老杨”身材瘦削，戴着眼镜，长相斯文，很少开口说话。倒是“老杨”的“妻子”贤惠温柔，温婉(wēnwǎn)大气，总是面带微笑。这对“夫妻”给大家的印象十分恩爱，形影不离(xíngyǐngbùlí)，进出总是手(shǒu)挽着手。教员“妻子”上街买菜，暗中传递很少出门的“丈夫(zhàngfū)”与地下党的书信。而且，这对“夫妻”总有很多不一样的朋友来家中做客(zuòkè)，那是地下党的同志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开会、交流与学习。在生活中，他们是彼此相互尊重的同志。李铁夫耐心地教张秀岩日文、英文，张秀岩为李铁夫准备写作(xiězuò)素材，并且(bìngqiě)负责料理两个人的生活。

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，张秀岩这位出身大家族的大龄未婚女青年，慢慢对远离故土来中国革命(gémìng)的朝鲜青年李铁夫由尊重产生(chǎnshēng)爱情。李铁夫身体不太好，张秀岩悉心照顾；张秀岩生病，李铁夫凭着(píngzhe)曾经在日学习过的医学知识，为她查药典找药方。两颗同样为革命事业忘我奋斗的心渐渐靠拢(kàolǒng)。在党组织批准下，他们终于结婚，成为(chéngwéi)真正的夫妻。

两人结婚之后，张秀岩(zhāngxiùyán)在(zài)北宁铁路宁园图书馆谋了一份差事，每月收入二三十元。李铁夫没有公开的(de)社会职业，没有经济收入。他们的生活全靠张秀岩微薄的薪金(xīnjīn)维持，经常是粗茶淡饭。虽然自己省吃俭用，但他们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开展党(dǎng)的活动，有时还要支援更困难的同志。在艰苦的地下活动中，这对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信心的夫妻(fūqī)，无微不至地关心、照顾像自己一样的革命者。从敌人的监狱营救出来的同志，往往是一无所有。李铁夫曾经将自己仅有的一件大衣送去当铺换钱，帮出狱的同志买衣服穿。没有了大衣的李铁夫，冬天外出(wàichū)，只好只穿棉袍。尽管如此，这对革命夫妻仍然抱(bào)着革命乐观主义(lèguānzhǔyì)态度，积极组织大家(dàjiā)一起学习《共产党宣言(xuānyán)》等马克思主义(mǎkèsīzhǔyì)理论著作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很多有志青年被发展成为革命骨干，张秀岩的几个侄子、侄女先后走上革命道路。

李铁夫(lǐtiěfū)原名韩伟键，因为(wèi)革命斗争需要，化名金元镐、胡国明(húguómíng)、韩国李、云岗等，1901年出生在朝鲜(cháoxiān)咸镜南道洪原的(de)(de)一个农民家庭。日寇将朝鲜强占并改名“大韩帝国”，使无数像李铁夫一样激情澎湃的朝鲜青少年积极投入到(dào)抗日斗争的洪流中，立志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。轰轰烈烈的“三一”独立运动(yùndòng)，１8岁的李铁夫不但是参加者，更是领导者。在朝鲜全国反日大示威(shìwēi)的群众游行集会现场，李铁夫作为朝鲜学生独立运动总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，站在数以万计渴望(kěwàng)复国的群众面前，慷慨激昂地宣读了由代表(dàibiǎo)们联合署名的《独立宣言》。日本宪兵包围过来，戴着眼镜、面目清癯的李铁夫在人们的掩护下逃走。日本警察署对这位义无反顾的学生领袖恨之入骨，四处通缉他。留在国内无法生存，李铁夫只好辗转流亡到中国。

1919年(nián)４月，李铁夫(lǐtiěfū)(lǐtiěfū)到达上海，在《新大韩新闻社》找到一份编辑工作。当时(dāngshí)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宣告成立，李铁夫与中朝革命志士们(men)共同战斗。为了能够学到更多抗日救国真理，1920年，李铁夫化名秘密赴日本留学(liúxué)。他先后在京都帝国大学医科和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，研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。四年后学有所成，李铁夫重返朝鲜，以《东亚日报》《朝鲜日报》记者、编辑的(de)(de)身份为掩护，从事创建(chuàngjiàn)朝鲜共产党的活动。李铁夫是最早加入朝鲜马列主义同盟的共产党员(gòngchǎndǎngyuán)之一。1926年春天(chūntiān)，在朝鲜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李铁夫被选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。随着斗争的日益(rìyì)残酷，朝共遭到重大破坏，李铁夫再次遭到通缉。经共产国际介绍，他再度流亡中国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。1926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31年(nián)，李铁夫接受中共的(de)指派，赴北平工作，出任党的外围组织——北平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党团(dǎngtuán)书记，从此开始了在中共地方重要领导岗位上长达6年的曲折(qūzhé)任职经(jīng)历。1932年9月，李铁夫先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(héběishěngwěi)(héběishěngwěi)宣传部长、组织部长。1933年，中共河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。5月18日，李铁夫在北平秘密出席反帝大同盟党团会议时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押往南京监狱。同年7月15日，经党组织和朝鲜同志营救，李铁夫获得保释出狱。

20世纪30年代初期，王明(wángmíng)“左”倾(qīng)教条主义(jiàotiáozhǔyì)对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，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(yánzhòngpòhuài)，很多同志被捕牺牲，共产党在白区的力量被迅速削弱。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李铁夫痛心疾首，不甘忍受党的事业继续遭受巨大损失，更不忍心看着(kànzhe)与自己并肩战斗的同志接二连三牺牲。本着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，1933年10月(yuè)至1934年2月，李铁夫先后写(xiě)了《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(jǐgè)意见》《关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》《“左”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》等文章和意见书，对河北省委工作中“左”倾盲动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(pīpíng)。

李铁夫的(de)(de)这些文章在党(dǎng)内(dǎngnèi)传阅，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支持(zhīchí)，但临时中央内“左”倾路线势头正猛，李铁夫的意见被推行者们极力(jílì)反对，而且被批为右倾(yòuqīng)取消主义的“铁夫路线”。因为张秀岩支持李铁夫的意见，也一起被取消了党内工作并被切断同党组织的联系。受到这个视党的事业为生命的处理决定，李铁夫和张秀岩思想压力极大。经过反复思考(sīkǎo)，他们(tāmen)认为自己的想法有益于党、有益于广大人民，因此他们并未消沉，而是相互鼓励、相互支持。李铁夫书写了“仰望光明”四个字作为座右铭，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。夫妇二人心怀赤诚，仍然一如既往满怀热情，继续为党工作，时刻等待着党组织的召唤。

担任中共早期党的领导(dǎngdelǐngdǎo)职务

吉鸿昌、南汉宸等(děng)是(shì)中共秘密党员，他们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，于1934年5月，在天津(tiānjīn)组建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(dàtóngméng)，对国民党中的(de)抗日反蒋势力开展统战工作。为揭穿蒋介石政府的反动宣传，为爱国人士宣讲革命真理、给(gěi)革命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(zhǔzhāng)，推动天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，李铁夫(lǐtiěfū)不计个人得失，积极投身其中，为吉鸿昌组织的爱国人士培训班上课。随着革命如火如荼进行(jìnxíng)，在严寒(yánhán)的冬天，李铁夫、张秀岩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的危险，深入到工人、学生和广大市民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。李铁夫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，张秀岩从拮据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，帮助创办革命刊物，开展党的宣传活动。他们创办的《华北烽火》《天津妇女》《民众(mínzhòng)抗日救国报》等进步报刊，在社会(shèhuì)上产生了很大影响，有力地推动了天津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。

著名的一二(yīèr)·九运动爆发后，李铁夫、张秀岩参与发起组织“一二·一八”抗日救国(kàngrìjiùguó)示威游行。他们身先士卒，带头走在游行队伍(duìwǔ)的最前面，与爱国青年(qīngnián)手挽手、肩并肩，迎着反动当局的刀枪棍棒，振臂高呼抗日口号，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。

李铁夫不但具有高深的(de)理论知识，而且具备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。他时常对外出的张秀岩说(shuō)：“我们要保持和(hé)群众打成一片(dǎchéngyīpiàn)，才能得到(dào)他们的帮助。”有一次，张秀岩去一家纱厂开会，突然遭到警察搜捕。女工们马上带着她到更衣室，换上工服后从容离开。李铁夫感慨地说：“只要(zhǐyào)我们和群众在一起，心里想着为他们办事，什么事都好办。”正是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，李铁夫夫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仍然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(gōngzuò)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北方党组织(dǎngzǔzhī)的某些(mǒuxiē)负责人不顾困难处境，一味要求采取正面斗争行动，公开搞“飞行集会”，盲目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(bàodòng)，致使党组织和群众斗争屡被破坏，很多党员被捕牺牲，损失严重。

李铁夫对此深感痛心。他(tā)(tā)坚守党在白区(báiqū)的(de)工作纪律，坚持党的原则。他从党的利益出发，秉笔直书，在冷静思索的基础上对局势进行了客观估计和分析。这期间李铁夫连续8次上书中共河北临时省委，要求改变斗争策略，他的意见得到河北临时省委部分领导成员的赞同，尤其是得到省委书记孟用潜的支持(zhīchí)。

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，大规模的(de)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。为制定(zhìdìng)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(cèlüè)，1935年(nián)12月17日，中共中央在陕北(shǎnběi)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重要的政治局(zhèngzhìjú)扩大会议。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，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、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，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(zhe)的“左”倾关门主义，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。这次会议，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，史称“瓦窑堡会议”。

为了(le)向全党、全军全面解释宣传瓦窑堡会议精神，刘少奇在1936年春受中央(zhōngyāng)委派来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(gōngzuò)。他到任后(hòu)，着手肃清王明(wángmíng)“左”倾错误路线的(de)影响(yǐngxiǎng)，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。充分肯定了李铁夫的意见和他在恶劣环境下所从事的工作，从而恢复了李铁夫的党组织关系，并任命李铁夫为河北省委委员兼中共天津市委(zhōnggòngtiānjīnshìwěi)书记，同时任命张秀岩为市委副秘书长兼天津市委妇女部长。从此，所谓的反“铁夫路线”的斗争也基本得到遏制，李铁夫、张秀岩夫妇担负起天津党的领导工作。

李铁夫主持天津(tiānjīn)市委工作(gōngzuò)后，充分发挥组织优势，发展党(dǎng)员和基层支部工作，不断培植革命力量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，开创了党在(zài)天津工作的新局面。在工人群众中，在社会最底层(zuìdǐcéng)发展党的组织，这是李铁夫在白区(báiqū)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。为了开展工人运动，除了在一些工厂企业中建立基层组织(jīcéngzǔzhī)外，还在工人较多的塘沽建立了党的区委。市委还组织广大群众(guǎngdàqúnzhòng)有效地反对日货走私。李铁夫帮助法商学院(fǎshāngxuéyuàn)、南开大学筹建起党支部，还建起“民众救国会”“工人救国会”“农民救国会”。由于李铁夫深入群众，工作抓得紧，天津党和民先(mínxiān)组织都有明显(míngxiǎn)的发展。到1936年底，党员由不足10人发展到400余人，民先队员达(dá)700人。为了加强全市的学生工作，市委还专门成立了学生区委会。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又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势态。

1937年春，党组织(zǔzhī)派李铁夫到延安(yánān)参加党的白区工作会议。本来同时安排张秀岩一同前往，但张秀岩考虑到天津党的工作正处于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刻，便谢绝了(le)组织上的安排，坚持留在天津继续(jìxù)工作。不料，这次分离竟成了这对革命夫妻的永别。

5月17日，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大礼堂召开，张闻天、刘少奇主持会议。李铁夫进行了两次(liǎngcì)发言，批判了“左”倾关门主义倾向，受到代表的(de)高度评价。在会上，毛泽东(máozédōng)对于李铁夫反对(fǎnduì)(fǎnduì)王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予(jǐyǔ)了充分肯定：“华北党对于临时中央的冒险路线曾有过尖锐的反对意见，其领袖是李铁夫同志。”毛泽东会见了李铁夫，在与他促膝谈心时，为(wèi)他和张秀岩等人“受了打击，受了冤屈”而鸣不平。在这次(zhècì)会议上，党中央彻底结束了王明在白区工作中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统治，明确了李铁夫的意见是正确的。但(dàn)李铁夫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表扬而骄傲起来，而是对白区来的同志说：“我们在白区，学习条件很(hěn)困难。现在来到延安，等于回到了家，要好好学习，把头脑武装起来，好给劳动人民多做点事(zuòdiǎnshì)。”

由于(yóuyú)李铁夫患上了严重的(de)肺病，党中央决定他暂时不去河北省委任职，而是留在陕甘宁西北局工作，边工作边治疗。

◆李铁夫逝世后，战友及其亲属(qīnshǔ)写的纪念文章手稿。

在李铁夫病重期间，党中央给(gěi)张秀岩发来紧急电报。张秀岩日夜兼程赶到(gǎndào)延安时，李铁夫已被安葬在清凉山(qīngliángshān)上，张秀岩未能见上丈夫最后一面。但她知道(zhīdào)对丈夫最好的祭奠，就是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。张秀岩一直坚持奋斗在革命事业前线，直到1968年去世。

在(zài)1942年整风运动中，党中央对李铁夫(lǐtiěfū)反对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(de)(de)意见作了实事求是(shì)的结论，肯定他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。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，中共中央指出，1934年河北省委领导的反“铁夫路线”的斗争(dòuzhēng)，是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错误(cuòwù)在组织(zǔzhī)问题上、干部政策(gànbùzhèngcè)上的表现。至此，李铁夫的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。在七大期间，党中央还专门(zhuānmén)为他重新立碑并书写了碑文，石碑的正面镌刻着：朝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，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，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同志之墓。落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。党中央为他召开了追悼大会，《新中华报》刊登了他的传略。李铁夫的遗体安葬在延安的清凉山上，他的生平收录在新版《辞海》中。

李铁夫是朝鲜革命者，却在中共早期党组织(dǎngzǔzhī)中担任很(hěn)高的领导职务(lǐngdǎozhíwù)；他立志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，并将宝贵的生命奉献给华夏大地(huáxiàdàdì)；他坚持真理，书写正气良知，即便身陷囹圄仍矢志不渝地与信仰同行(tóngháng)；他服从组织安排，以赤子情怀与张秀岩假扮夫妻，终结伴侣，成为革命队伍里为数不多的“跨国婚姻”；他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和无比绚丽的音符，奏响了一曲(yīqū)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之歌。

2014年9月底，李铁夫墓碑开始迁建于(jiànyú)延安四八(sìbā)烈士陵园墙外烈士墓区。

来源：《党史博采(bócǎi)》微信公众号